甲某系某印业公司业务工作人员。2024年3月至2024年8月期间，甲某在职期间陆续承接了两名外部客户印制侵权印刷品的订单，后工厂也完成了大批量侵权产品印制工作。2024年9月，公安机关查获大量库存侵权印刷品，经专业鉴定，涉案产品与正版美术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且委托印制的客户没有取得正版美术作品合法授权。经查，涉案侵权印刷品数量共计3万余份，甲某从中获取业务提成共计2万余元，公安机关以涉嫌侵犯著作权罪立案侦查。甲某经公安电话传唤主动到案，侦查阶段便如实供述，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前夕，姚志明律师受甲某家属委托，担任审查起诉阶段辩护人。经过阅卷、会见当事人，逐一梳理全卷证据，姚志明律师总结出本案辩护两大难点：一是涉案数量巨大，侵权事实完整，订单记录、物流凭证、沟通记录、司法鉴定意见书等客观证据完整留存，涉案规模已达到侵犯著作权罪刑事立案追诉标准，提起公诉甚至判处实刑的可能性较大；二是当事人在侦查阶段已认罪认罚，多数同类案件中检察院会直接按照量刑建议移送法院，想要推翻起诉意见、争取不起诉，沟通与证据论证难度极大。围绕上述难点，姚志明律师从证据、情节、沟通三个层面展开辩护工作。一、全面细致阅卷，提出核心辩护观点：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构成犯罪侵犯著作权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侵权故意。根据《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的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作品，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律师通过逐份核对书证、证人笔录、电子数据，全案证据漏洞得以梳理。结合印刷行业分工销售人员只提供销售信息、不接触印刷文档等特点，甲某仅负责业务对接，不接触印刷文档，产品设计、版权审核、生产管控等核心环节均由其他人员负责，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甲某明知客户未取得合法授权、存在侵犯著作权犯罪故意，从证据层面对指控基础事实进行抗辩。二、厘清共同犯罪层级，锁定从犯地位，归集全部从宽情节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律师通过完整梳理整条侵权业务链条，区分各方人员工作职责，甲某仅承担业务对接环节工作，即便涉嫌犯罪也仅起到次要、辅助作用，属于从犯地位。同时，甲某经电话传唤主动到案、如实供述，构成自首，且无犯罪前科，案发后向版权方赔偿并达成和解、全额退出违法所得，形成完整书面辩护词提交检察院。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上述从宽情节为争取不起诉提供了充分依据。三、多次与公诉人沟通，论证不起诉适用理由，精准定位辩护核心针对证据瑕疵、当事人在本案中的地位、作用等，经多次与检察官线下、电话沟通，检察官认为现有证据存在瑕疵，决定退回补充侦查一次。案件再次回到检察院后，结合退回补充侦查证据，又发现大量对当事人有利的新证据，形成最终辩护意见，并多次与承办检察官详细沟通，客观阐述甲某在本案中的地位作用，论证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甲某构成犯罪，即便构成，犯罪情节非常轻微，符合酌定不起诉法定条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最终全部辩护意见被检察机关采纳，检察机关对甲某作出酌定不起诉决定。在代理本案过程中，印刷行业的商业惯例与运作流程、涉案公司的经营状况及生产全链条得到充分掌握，对于精准锁定案件核心问题、敏锐发掘关键疑点起到了重要作用。综上，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当事人具备犯罪故意，不足以认定其构成刑事犯罪；同时区分当事人在共同犯罪行为中的层级与作用，结合各类法定、酌定从轻情节，最终检察机关采纳全部辩护观点，出具不起诉决定书，对当事人作出酌定不起诉处理，当事人无犯罪记录留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