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某因分包工程资金短缺，于2022年8月经朋友引荐认识贷款中介人。双方约定由甲某提供身份证并在贷款手续上签字，其他资料由中介负责办理，贷款到账后双方各分一半。同时中介承诺，第一笔贷款办成后继续为甲某对接其他三家银行办理贷款。遵照中介安排，甲某办理了接收贷款的银行卡及绑定账户的手机卡。贷款19万元到账后，甲某按约定与中介分款，并额外支付6000元委托中介代为偿还一年利息，剩余款项陆续用于工程。贷款所用的银行卡和手机卡由中介收取，甲某曾问及无卡如何还款，中介称可直接到银行柜台办理。后甲某因经营不善未能还款。中介团伙及其他涉案人员共80余人已归案，部分已被判处贷款诈骗罪。2026年6月22日，公安机关以涉嫌贷款诈骗罪将甲某刑事拘留，责令退赃89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本案涉案金额19万元，检察院决定不予逮捕，主要基于以下三点：“非法占有目的”是贷款诈骗罪的核心要件。甲某贷款的真实目的是为分包工程筹措资金，事实上也将款项全部用于工程，并未用于挥霍或违法活动。贷款过程中，甲某仅提供身份证并在文件上签字，未参与伪造资料等行为。贷款到账后按约定分给中介一半，系在中介承诺继续为其办理更多贷款的前提下进行，不能据此推定甲某与中介存在不还款的合谋。相反，甲某主动询问无卡还款事宜、额外支付6000元委托中介代偿一年利息等行为，均表明其具有还款意愿和还款计划，不具备“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故意。参照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所列举的“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等可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本案甲某均不符合。甲某此前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系初犯、偶犯。贷款资金全部用于工程，未能还款系因经营亏损，而非主观恶意。到案后主动供述案件事实，认罪悔罪态度较好。甲某离异后独自抚养两名未成年儿子，家庭责任亦促使其积极向善，不具备逃避侦查、毁灭证据或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三、贷款诈骗罪与骗取贷款罪的区别决定甲某行为的性质本案中介团伙及其他犯罪分子已以贷款诈骗罪被追究，但甲某与他们的主观状态存在本质区别——甲某无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不符合贷款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其对中介伪造借款人职业证明的行为持放任态度，客观上与他人共同实施了骗取贷款行为，更符合骗取贷款罪的特征。然而，根据2022年修订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给银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本案涉案金额仅19万元，且甲某已退赃89000元，尚未达到上述立案追诉标准，亦不构成骗取贷款罪。综上，甲某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客观上未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无社会危险性，其行为亦未达到骗取贷款罪的立案标准，检察院据此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程序合法，认定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