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因电动车市场租赁纠纷，吴某与张某发生厮打。案发后，某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认定张某鼻骨粉碎性骨折，构成轻伤二级。公安机关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吴某立案侦查，公诉机关指控吴某用铁链锁或左手击打张某面部致其受伤。吴某委托郭彦卫律师作为辩护人，案件历时两年开庭审理。在故意伤害案件中，“轻伤”鉴定意见往往被视为定罪的核心依据。本案辩护的成功，恰恰是从这份看似权威的鉴定意见中找到了突破口。辩护律师阅卷发现，案发当天的120接诊记录和第一次住院病历中，医生对张某头部、手部等进行了详细检查，但没有任何关于鼻部疼痛、红肿、出血或骨折的记载。按医学常识判断，鼻骨骨折属于较为严重的伤害，伴随剧烈疼痛和明显外观变化。若吴某确实用铁链锁击中张某鼻部致其骨折，张某必然当场感到剧痛，医生在接诊时也应当发现并记录相应体征。然而，最早的病历中并无任何鼻部异常记载，张某本人也未向医生主诉鼻部不适。辩护律师据此指出核心事实：事发当日张某的鼻子根本没有受伤。更重要的是，公诉机关指控吴某“用铁链锁或左手击打张某面部”，但案发后警方并未提取到铁链锁这一关键物证，所谓的“左手击打”也缺乏伤情对应。伤情记载的缺失与指控行为之间形成了无法弥合的断层，使本案的证据链条从一开始就存在重大缺口。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定罪量刑的事实必须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本案中，伤情形成时间的疑问始终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指控的基础便不牢固。二、鉴定依据的病历自相矛盾：伤情系殴打所致还是自行摔伤第一份鉴定意见依据了两份病历，其中第二份病历（案发3天后）突然出现“鼻骨骨折”的诊断，引发了一系列合理怀疑。首先，该病历的体格检查栏明确写着“耳鼻未见异常分泌物，无压痛”，这一记载与“鼻骨骨折”的诊断自相矛盾——骨折通常伴随压痛或出血，但医生检查时未见异常。其次，该病历明确记载受伤原因系“患者不慎摔伤头部”，而非被人打伤。这就产生了一个关键问题：张某的鼻骨骨折究竟是案发当天被打所致，还是出院后自行摔伤造成？辩护律师进一步指出，案发后前三天在医院未查出鼻骨问题，出院后张某曾去过工地，不能排除在此期间自行摔伤或因其他原因受伤的可能。带着上述疑问，律师申请原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在当庭追问下，原鉴定人承认“不能确定张某鼻骨骨折的时间节点”。这一关键质询答案意味着：鉴定意见无法证明骨折发生在案发时，无法排除伤情系事后形成。在刑事诉讼中，这一合理怀疑足以动摇整个指控的基础——既然伤情何时形成都无法确定，指控被告人故意伤害便失去了事实根基。在发现上述矛盾后，辩护律师充分运用了刑事诉讼法赋予的程序权利。首先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让其在法庭上接受质询，暴露其无法确定伤情形成时间的软肋；其次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聘请专业法医从技术角度对原鉴定意见进行审查，以专业对专业的方式揭露问题；最后申请重新鉴定——这是本案最关键的翻盘点。律师调查发现，张某在案发几年前曾因车祸导致鼻骨骨折。新的司法鉴定机构通过对比历次影像片，发现张某鼻部的影像学表现与旧伤一致，没有新鲜骨折的迹象，影像没有变化。最终，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出具意见，认定张某的损伤程度仅为轻微伤，远未达到故意伤害罪所要求的轻伤标准。原鉴定意见被全面推翻。综上，司法鉴定意见并非不可动摇的“铁证”。本案辩护以“伤情形成时间”为突破口，通过细致的阅卷比对、鉴定人出庭质询、专家辅助人辅助审查以及重新鉴定等程序性手段，成功揭示了“旧伤冒充新伤”的真相。这一案例有力证明：面对看似权威的鉴定意见，辩护律师仍应保持审慎，回归常识、深挖病历细节、善用法定的质证权利。当证据链条存在合理怀疑时，即使已有“轻伤”鉴定书，仍不能轻易定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