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某（男）与李某（女）于2018年登记结婚，刘某系再婚，曾与前妻育有一子小刘。六岁的小刘随生父刘某与继母李某共同生活。婚后，刘某长期在外务工，很少回家，对小刘的起居、学习疏于照顾，且有赌博不良嗜好。小刘的日常生活、学习辅导及各项费用，主要由李某承担，李某与小刘共同生活多年，已形成稳定的抚养教育关系。2025年，刘某与李某因感情破裂提起离婚诉讼。诉讼中，李某主张小刘的抚养权，刘某则表示自己没有时间抚养孩子。法庭征询小刘意愿时，已满十三周岁的小刘明确表示愿意跟随李某生活。三、刘某自判决生效之月起，每月支付抚养费2000元，至小刘年满十八周岁止；四、刘某享有探视权，具体探视时间、方式由双方协商确定。本案核心争议在于：生父健在但长期缺位的情况下，与继子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母，能否在离婚时获得继子的直接抚养权？一、继母与继子长期共同生活、实际承担抚养义务，成立拟制父母子女关系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继父母与继子女本身属于姻亲关系，但如果继父母对继子女进行了实际的抚养和教育，法律将其拟制为父母子女关系，双方产生与自然血亲相同的抚养、赡养及继承权利义务。若未形成抚养教育关系，则仅为姻亲，不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法律规定。本案中，李某与小刘共同生活多年，日常负责其起居、学习并承担生活费，双方已形成稳定的抚养教育关系，李某与小刘之间成立拟制父母子女关系，李某对小刘享有与生父母同等的抚养权利和义务。需要说明的是，如果继父母对继子女存在打骂虐待行为，不仅不能认定为形成了拟制的父母子女关系，还可能构成对继子女合法权益的侵害，情节严重的，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甚至构成虐待罪、故意伤害罪，继父母的抚养权利可能被依法剥夺。本案中并无此类情形。二、生父长期缺位，不利于孩子成长，继母的抚养条件更具优势根据《民法典》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第一千零六十七条规定，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有要求给付抚养费的权利；第一千零六十八条明确，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当然监护人，有教育、保护子女的权利和义务。本案中，刘某长期在外务工、疏于照顾小刘，且有赌博不良嗜好，客观上无法给予小刘稳定的陪伴和管教。长期缺乏父母陪伴，孩子容易产生不安感、自信心下降，在人际交往、学习、行为等方面容易出现偏差。刘某自身也承认“没有时间抚养孩子”，其抚养条件与李某相比明显处于劣势。李某与小刘长期共同生活，已形成稳定的生活环境和情感纽带，由其继续直接抚养，更有利于小刘的身心健康。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的规定，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此时孩子具备一定认知和判断能力，能够表达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真实想法。本案中，小刘已满13周岁，明确表示愿意跟随李某生活。法院会听取孩子的意愿，但并非完全按照其意愿判决，还会综合考量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经济条件、生活环境等因素。例如，如果一方存在家暴、虐待、赌博等严重损害子女权益的情形，即使孩子表达愿意跟随，法院也可能不予支持。本案中，李某不存在上述不利情形，小刘的意愿与李某的抚养条件相互印证，法院据此判决小刘由李某直接抚养，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综上，继母争取抚养权，须以继母与继子已形成抚养教育关系且继母愿意继续抚养为前提。法院以“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为标准，生父没时间照顾属于对继母有利的重要因素。当然，孩子的亲生母亲仍享有法定抚养权，如果生母具备抚养条件，生母也可以参与争夺。生父缺位并不当然导致继母取得抚养权，法院仍需综合考量各方抚养条件后作出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