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王某原系贷款中介行业从业者，2025年公司经营陷入困境，背负多笔债务。2026年1月，王某编造车主垫资赎车再抵押贷款的虚假业务，先后四次骗取同行被害人资金共计人民币130000元，所获款项主要用于偿还经营债务、个人生活消费。2026年3月，王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京都律所温奕昕律师接受委托担任一审辩护人。被告人王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诈骗是司法实践中高发的财产类犯罪，辩护工作不能套用统一模板，应当先紧扣诈骗罪法定构成要件，从主观非法占有目的、客观欺骗因果关系切入排查无罪空间。若无罪辩护不具备可行性，则重点挖掘量刑情节，结合地方细化量刑标准，区分普通诈骗、电信诈骗定性差异，形成层次清晰、逻辑完整的罪轻辩护方案。本案诈骗金额刚达到“数额巨大”10万元的入档标准，依法量刑区间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案件属于事实、证据无争议的传统财产犯罪，无罪、降档空间已丧失，辩护工作的核心不是否定犯罪，而是在现有法定框架内穷尽全部从宽理由，把刑期压缩至最优位置。庭审中，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系坦白、认罪认罚、初犯；本案系创业失败诱发的犯罪，犯罪对象仅为单一同行，并非面向社会不特定公众；资金多用于偿还经营负债，并非肆意挥霍；被告人主观上具备退赔意愿，因客观经济困难无力即时退赔；家中尚有生病母亲、年幼子女需要抚养，恳请法院对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酌情降低罚金；同时就涉案手机是否属于作案工具发表辩护意见，申请予以返还。以下从几个关键辩护维度展开分析。一、坦白、认罪认罚是财产犯罪中最重要的法定从宽筹码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自首情节，但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本案当事人到案后始终供述稳定，自愿认罪认罚，该两项情节被法院完整采纳，成为量刑从轻的核心基础。即便案件事实无可辩驳，律师仍应把法定从宽情节做实、做细，提交完整证据材料，固定当事人悔罪态度。二、酌定从轻情节需要客观呈现，但不能高估其裁判权重本案辩护人向法庭完整还原创业失败、债务压力的案件背景，提交家庭困难、被抚养人相关证据，意在说明犯罪发生的特殊诱因。但司法实践中，家庭困境、犯罪起因属于酌定情节，不具备必然从轻的法律效力，法院是否采信拥有较大自由裁量空间。此外，“被害人过错”在诈骗案件认定标准严格，即便被害人追求高额回报、交易过程未尽审慎注意义务，只要该行为没有诱发、促成被告人实施诈骗犯罪，二者不存在刑法意义上因果关系，则不能认定被害人存在刑法层面过错，该辩护点实务中采纳难度很高。三、退赔谅解与作案工具认定是财产犯罪量刑的关键环节退赔谅解是财产犯罪量刑的关键环节。本案被告人主观愿意退赔，但客观无经济能力。在诈骗等侵财类案件中，退赔被害人损失、取得谅解，是非常重要的从轻情节。若经济条件允许，应当优先争取退赔谅解；确无赔付能力的，应当如实向法庭说明主观退赔意愿，但该情节对量刑的调节力度有限。关于作案工具的认定，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实践中，只要普通手机被用于实施犯罪沟通联络，即便手机大部分用途为日常生活，司法机关经常直接认定为作案工具予以没收。辩护时应当区分“犯罪工具”与“证据载体”，充分发表意见，但该类辩护意见被采纳的概率偏低，当事人应当对此有所预期。综上，本案对同类创业失败诱发的诈骗案件具有实务参考价值。对于数额刚达到“数额巨大”标准的案件，即便定性无争议，辩护律师仍可通过挖掘案件背景、主观状态、归案表现、家庭状况，把从轻情节做实做透，推动法院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事辩护的价值，在于法律框架内为当事人争取最大限度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