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白某持一张中药处方到某药店抓药。该药店店员（另案处理）及经营者郑某均无中药师资质。店员看后表示店内缺少两味中药，建议白某到其他药店寻找。郑某也查看了药方，未对药方进行审核即安排店员配药。因店内药材不够，郑某前往某草药摊购买缺少的药材。店员在抄写药名和剂量时，误将处方中“雷公藤10克”看成“雷公藤30克”，并据此写好采购单交给郑某。郑某从草药摊购买了120克“雷公藤”和100克“绞股蓝”，带回药店交由店员调配。白某拿到药后支付药款离开。次日，白某将其中一服中药煎好后交给被害人姜某服用。姜某服用后约10分钟出现头晕症状，白某将姜某扶进房间休息后再次外出试图抓齐剩余中药，但未能买到。当日11时30分许，白某回到家中发现姜某已经死亡。经鉴定，姜某体内血液、尿液、胃内容物及现场提取的药汤中均检出钩吻素子等成分，未检出雷公藤甲素成分；从白某家中扣押的药渣、未煎制中药及草药摊处扣押的草药中，均检出钩吻素子等成分。姜某符合钩吻中毒致死。二、郑某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姜某家属经济损失人民币40251.5元；维持一审刑事部分判决，改判郑某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45251.5元。本案核心争议在于：药店经营者未审核中药药方、未严格辨认药物，导致客户服药后死亡的行为，是否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过失致人死亡罪在主观方面是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过失犯的核心是注意能力与注意义务：注意能力是指行为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危害结果，以及认识到应采取何种措施避免危害结果的能力；注意义务则是指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所负有的预见义务和避免义务。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过失犯罪，关键在于其在具备注意能力的前提下是否违反了注意义务，并因此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注意义务具有客观性和法定性。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注意义务时，不仅要考虑行为人的个体性要素，还应考虑其注意能力，根据行为人标准赋予相应的注意义务。注意义务要求行为人尽到相同社会领域中一般人能够尽到的注意。本案中，郑某系药店经营者，其身份不同于普通人，具有一定的药理知识储备，应对药材的来源、用法用量等负责，应当认识到错误用药可能发生的后果。药店经营者应确保其出售的药材真实、安全。但郑某未对白某持有的药方进行审核，即安排店员配药，且从非正规渠道的草药摊购买药材，未对所购药材进行辨认，该行为使得药材的真实性及安全性处于不确定状态。具体而言，郑某存在以下过失：其一，未审核药方即配药。中药处方涉及配伍禁忌、用法用量等专业问题，未经审核即配药，违反了基本的注意义务。其二，从非正规渠道购买“雷公藤”，实际购得的是“钩吻”，二者外形相似但毒性截然不同，作为具有药理知识的药店经营者，应当对所购药材进行辨认。其三，店员误将“雷公藤10克”看成“雷公藤30克”，郑某对采购单亦未核实，进一步加重了过失。经鉴定，姜某符合钩吻中毒致死，而钩吻成分正是来源于郑某从草药摊购买的“雷公藤”。被害人服用该药后死亡，是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且无明显的介入因素，故死亡后果与郑某的行为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综上，郑某作为药店经营者，未尽比一般人更高的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客观上造成姜某死亡，且其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符合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构成要件。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对郑某定罪处罚，定性准确，量刑适当。本案也警示药店经营者应严格审核处方、从正规渠道采购药材并严格辨认药物，避免因疏忽大意酿成严重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