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业主房源信息是否属于公民个人信息”“中介获取的信息是否可随意流转”“网站行为是否合法”**：

辩方观点：

1.房源信息是商用信息，部分无实名，不属于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

2.中介获取信息时已获业主许可，属于公开信息，网站合理使用无需另行授权；

3.网站整合真实信息促进交易，符合业主利益。

控方答辩：

1.房源信息中的门牌、电话、姓名组合可识别特定自然人，符合公民个人信息定义；

2.业主向中介提供信息仅为“服务用途”，并非授权公开；

3.网站未从事中介业务，仅倒卖信息牟利，且核实信息时未如实告知用途，本质是非法交易。

法院采纳检方意见，判决的核心依据是：

1.信息属性：业主房源信息（身份识别信息+房产信息）符合《刑法》现行有效中“能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公民个人信息定义；

2.授权边界：限定用途的信息（如仅给中介服务用）需信息主体另行授权，中介无权公开流转；

3.行为性质：网站以牟利为目的倒卖信息，而非促进交易，属于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

该案例的三大指导意义是司法实践的“标尺”：

1. 业主房源信息属于公民个人信息

(一)法律依据：《刑法》第253条现行有效之一及司法解释，公民个人信息指“能单独或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信息；

（二）实务逻辑：房源信息中的门牌号码、电话、姓名是核心识别要素，组合后可精准定位个人，流入公共领域易引发滋扰、诈骗等风险，需依法保护。

2. 限定用途信息需另行授权

区分两类信息：

（一）完全公开信息（如主动在社交平台发布的信息）：可合理利用；

（二）限定用途信息（如业主给中介的服务类信息）：需信息主体明确同意才能流转，否则非法。

警示：中介、企业不得随意泄露或交易“限定范围”的个人信息，即使初始获取合法，后续流转仍需授权。

3. 信息数量的有效甄别

（一）方法：检察机关需以“可识别特定自然人”为标准，筛除模糊、无效、重复信息；

（二）示例：本案中对30余万条信息去重、核实，仅认定有效信息为犯罪数量，避免“唯数量论”导致量刑失衡。

1.行业警示：房产中介、互联网平台需明确“信息流转边界”，不得滥用用户授权；

2.司法标准：为类似案件提供清晰裁判规则——组合型信息的识别性、限定用途信息的授权要求、数量甄别的方法；

3.社会意义：强化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意识，遏制黑灰产业链（如电信诈骗）的信息源头，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该案例精准回应了数字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痛点，既明确了法律边界，也为实务操作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